我想，我应该是全国唯一为罢工平息感到遗憾的人。!幻/想′姬\ !更￠歆^醉!快′

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沮丧的事吗？

● 4月22日，农场

在九十多岁的高龄，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一个关于全球、地区间、民族间问题的观点，这个观点与当前流行的相对自由的文化观念截然相反，当然你我也身处这种文化观念之中。

我无法指望通过发表文章来表达这一观点。我想说的话远非每日报纸上那几页专栏所能承载的，或许也没有任何杂志能承载，况且杂志的关注度太低。以书的形式？这些观点中，有一些在我多年前出版的《崎岖山路》中已经提及，受到的奉承最少，受关注程度最低的……就是这些观点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自己的观点付诸纸上（不是为了让谁记住），只要能够成为一份政治或者文学遗产就行。不过仅靠手写的话，恐怕要连续几个星期不间断地工作才能完成。用打字机如何？那只能在家里完成。但是家里的生活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w-e.n·x~u\e!t¨x?t-.*c`o\m.没完没了的干扰：接电话、接受邀请、接待来访、回复信件、阅读报刊，等等。老式的打字机放在家里最拥挤的衣帽间，跟电视机和电话放在一起。我会尽量努力，但是前景不容乐观。

● 4月29日，普林斯顿

约翰·卢卡奇前来拜访。他病了一段时间，我看他也有了一些变化。和他交谈与面对其他来访者不同，我们都能道出对方过去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并且还能举例说明，而这些成果以往从未获得评论家或广大读者的认可……

邦尼·迪尔沃思（Bunny Dilworth）昨天下午给我送来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与我有关的材料，这是她过世的丈夫迪克（Dick）留下的。[25]在我们交往的那些年中，他将这些东西保存了下来。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这里面有迪克和我授权的传记作者约翰·加迪斯的谈话记录，都是涉及我个人和我的缺点的（看得出迪克比加迪斯更了解我）。谈话的主题纯粹是关于我个人的，完全没有涉及我写过的书籍或者我取得的成就。\s.h′u?q·u?n′d_n￠s..^c,o·m-我想，在迪克抑或是他们两人的心目中，一个人比他的成就更重要。看到这些，我感到非常遗憾：一方面，人本来就有弱点；另一方面，这无疑能让我积极地去面对这种评价，并且变得更加谦逊。但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成就要比他这个人本身更重要。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永远无法配不上加迪斯为撰写我的传记所付出的努力。

● 5月2日

过去的两天太痛苦了。加迪斯和迪克·迪尔沃思的谈话让我明白了，至少在当时，加迪斯完全不知道我与西方（法国和英国）政府，以及我与我们自己的政府之间的分歧是何等重大，这种分歧标志了1948年—1958年这十年的时间。在这决定性的十年中，我为我们的政府——实际上也是为整个西欧——应对斯大林晚期的苏联而倾尽全力。显然，所有这些努力都彻底失败了，那时我原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管怎么说，我学会了接受失败。1958年之后（里斯讲座最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我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投入到学者生涯之中。那些年里，我孤独地抗争，反对西方对苏政策的完全军事化，但是有一点我是成功的，那就是避免了或者说可能避免了庞大的开支，避免了危险，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冷战前景的恶化。这本该让我们处于更好的态势，而不必像现在这样，每天都面临诸多难题。这场抗争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最认真的传记作者，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前半段职业生涯中这番努力的意义，即我为战后立即到来的欧洲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别人很难意识到这些，我真是太难过了。

● 6月6日

约翰·加迪斯来访，我们留他在家里吃了午饭……

他今天来的目的是征求我的意见，他想马上开始撰写传记。在众多愿意提笔为我写传记的自荐者当中，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了他。当年我在政府里供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战后那些年的外交状况。他是一个非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