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2]

闭关政策与清初的海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海禁主要是对内防止沿海人民与抗清的郑成功政权相结纳，闭关主要是从清朝狭隘的种族利益出发的；海禁因其对内，所以规定沿海三十到五十里“片帆不得下海”，闭关因其对外，所以作了许多限制性的具体规定，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但两者都是以隔绝于外部世界的联系为主要手段。

闭关政策是荒唐的，但又是合乎统治者逻辑的。且不说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特殊封闭性为它提供了物质和思想的依据，即使从历史上看，它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明洪武七年（1374），就曾把全国仅有的三个对外贸易港口——即通日本的宁波、通琉球的泉州和通南洋诸国的广州——给封闭了，撤消了上述三个市舶司，直到永乐元年（1403）复置，前后二十九年；明嘉靖元年（1522），又因西方海盗商人的骚扰，罢浙江、福建两市舶使，接着封港，只留广州一处，到嘉靖八年（1529）复置，前后七年多；清初实行海禁，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55）废止，前后近二十年。所以，乾隆帝只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做法，只是续了前朝前代的旧例而已。一个国家，把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种既荒唐又合逻辑的矛盾举措，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在天朝自大观念支配下的封建统治者，根本没有近代国家的外交观念，把自己视为“奄有四海”的天子，视各国为藩属或蛮夷。所以清王朝在国家机构里只有理藩院，没有外交部，两广总督被授予管理西方来华贸易商人的全权。在重义轻利观念熏陶下，统治者也没有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概念，开关互市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宣扬国威，把来华贸易的国家一概视为向化输诚的朝贡者，把出口丝茶大黄作为救夷人之命的赐赍。一旦自我感觉有内外勾煽的潜在威胁或外夷越轨而“屡教不改”，便动辄封舱闭关，“稍予薄惩”。所以，闭关政策虽有微弱的自卫意识，本质上则是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支撑下一项愚昧落后的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之时，尤其显出它的顽固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