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同上书九页，载《续修四库全书》（八三五·史部·政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优_品?暁`税-徃~ /追￠嶵·歆￠蟑_节^

[39]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6页。

5-2 “禁”还是“弛”

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广州方面就有一批官绅士夫对朝廷禁烟成效表示怀疑，街谈巷议，日盛一日。当时担任广东观察使的许乃济，对鸦片愈禁愈多，白银严重外流，深为忧虑。认为光靠朝廷一纸禁令，断不能杜绝烟害，长此以往，烟毒将无所底止，但一时又拿不出正本清源的有效办法，夙夜长思，每多嗟嗟叹。某日，恰巧同年好友前仁和、乍浦县令顺德何太清来访，谈次间，两人对洋烟日滋、禁令具文深为感叹。何太清认为若要制止白银外流，不如大胆废除禁令，听任民间自种罂粟熬烟出售。土烟价格较洋烟便宜，吸食者当会舍贵就廉，争相买食，而洋烟无利可图，自会不来中国；即使来，粤海关及其他海关可厚征其税，并规定只准以烟易货、不准易银，违者严办。\d¨a?s_h,e+n^k?s′.*c^o_m+如此不出20年，将不禁自绝。何太清说，这个办法，实在是中国利病枢机，只是因与朝廷禁烟宗旨不协，不敢据以入告。许乃济对老友见解大为折服，但一时还不能确定是否可采，便在数天后往访学海堂教谕吴兰修，听听他的高见。

吴兰修，广东嘉应州人，是当时享有盛誉的著名时务家，也是许乃济的老朋友。他与学海堂同事熊景星、仪克中等人，都对禁烟持怀疑态度。由于他们敢于发表意见并得到督抚司道的同情支持，成了当地怀疑派的代言人，而学海堂也就成了广东弛禁论的本营。当吴兰修听取了许乃济对何太清弛禁主张的转述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愿以个人名义撰文向广东当局进言。[1]于是，禁烟史上第一个弛禁主张，便在广东酝酿成熟。

吴兰修不久便写出《弭害》一文，直率地提出了弛禁的意见。文章指出：鸦片走私是“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不知其极，所谓无纤末之利有莫大害者此也”，肯定鸦片烟流入有百害而无一利。接着，对拔本塞源说作出了驳难，认为贩运鸦片者不止英吉利一国，专绝其一国贸易则无以善其后，尽绝各国贸易则无以服其心。^求_书+帮! ￠毋?错`内?容,即使诸夷尽去，不仅将沿海数十余万靠与外商贸易的民人百姓因之失业，会给社会带来动乱和灾难，而且沿海各省海面辽阔，海上的走私贸易事实上也禁止不了，怎么能谈得上“绝其互市”呢？至于论者所谓严法例禁，非重典不可之说，就朝廷采取的措施看，“嘉庆初，食鸦片者罪至枷杖，重以流徙，加以连坐，法非不严也，禁非不厉也，而弊仍不止”。为什么？就是因为胥役藉法令为利，“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兴贩吸食如故”，否则为什么会发生捕获十百而报一、二，把充公没收来的鸦片作为己有而暗中进行贩卖呢？文章指出：为今之计，只有权衡利害轻重，“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因之，嗣后仍应照常准其入口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于洋船出口，不准其携带纹银，由行商报查具结；关口若盘获洋船夹带纹银出口，可尽数奖给查获的员弁，密报者给半，具结不实者课罪。如此十年之后，情况当可根本减半。这就是避重就轻之法[2]文章写完后，吴兰修立即呈给总督过目。

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见而心折”，对《弭害》一文极为欣赏。他们作为洋烟走私最大源头的广东地方最高领导，对禁烟一事本来就十分头痛。朝廷不断地申令严禁，上谕一道接着一道的发来，限时限刻要查办兴贩吸食，声色俱厉地要杜绝来源。不执行固然不敢，要执行却着实困难。且不说洋人猖獗，走私贩子诡诈给查禁带来种种难处，即使是负责查禁的缉私弁兵、衙门胥吏，也与贩子、行商相互勾结，密为包庇，盘根错节，犹如一团乱麻，让你左右为难。结果，只好对上虚报搪塞，阳奉而阴违；对下，例行故事，开一眼而闭一眼。只要皇帝不发觉，下面不发难，就算是太平无事。这种夹缝中求生的日子，不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