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可以诉诸武力，有鉴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孱弱，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力量。

与此前的武力威慑论相比，这次上书已经表明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舆论在广州开始形成。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武力侵华论，在广州西人中并非铁板一块。因为在对华关系上，当时还有所谓的“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商业交往论”者认为“武装侵华论”者宣称在中国所受到种种“弊害”，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非实际的：事实上，尽管我们无疑遭到了苛刻的剥夺，我们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并没有或者甚少遭到被描绘成色调如此引人注目的侮辱。相反，作为个人，我们一般得到了尊重，甚至在作为侵略者之时我们也得到了保护。这种情况也许并非出于对我们的友谊，而是因为中国人在整体上对外国人的害怕，因为他们无论在金钱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都肯定会遭到惩罚。

因此，这些“商业交往”论者和任何人一样乐见与中国人的交往，认为通过“持续不断的安静而谦逊的贸易进程”，中国人自身也会日渐认识强加给外国人的许多不利条件，这些条件也使他们受困，“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强加于我们的规章的消除。其人民将发现善待我们正是他们自身利益之所在，舆论甚至会强大到让其统治者听到”。这样，中外交往之间的障碍也就会无形中满满消解，而这一目标是武力侵华不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