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视为“工具”之无道行为；动员流民百姓参与军事行为，也毕竟不合战争游戏规则，也不符合大宋立国以来的民生精神。军人保护人民，而不是人民保护军人，是战争的基本规则。但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往往又自有利国利民之处。此际，无案例可以借鉴，无律法可以援引，无制度可以查勘，无圣贤可以请教，事到临头又事发突然且事情紧急，如何平衡，使行为符合中庸之道？权断甚难。历史军政行为，往往就在此类节点，显出精英人物之大智慧与真操守。是大智慧必有所为，是真操守必有所不为。按儒学意见，每当遇到选择的困境，不妨自问：我如此行为，可是仁者行为，可是义者行为？如果自问是仁是义，就去做，至于成败荣辱，无须计较；如果自问不仁不义，就不做，至于功名利禄，不必考虑。世事吊诡之处更在于：当此之际，权断者的“仁义之行”，其结果可能正好是反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宋襄公；而权断者的“反仁义之行”，其结果则可能正好是仁义的，如历史上的周武王灭商之战，就被时贤讥讽为不孝、不仁，但周王朝的兴起，则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构起了亚洲地区的礼仪之邦，事实证明“武王灭商”与此前的“汤王灭夏”一样，都是一场充满正当性的革故鼎新，史称“汤武革命”，大义在此。丁谓临事杀囚，是正当的吗？如果问题重新出现，这应该是具有“二难”性质的选题。无论选择杀还是不杀，都在政治伦理方向上呈现为“背反”的性质。所以，史上的精英人物，每遇此类选择，间不容发之际，众人彷徨之际，都会陡然升起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道义担当。事已至此，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无论当世如何理解，无论现场能否成功，我只管“直道”做去，将“责任”扛在自家肩上。无辜的只是那个“死囚”。而“死囚”有些时刻可能未必一定就会赴死。当其未死之前，可以有各种机会令他不死，如遭逢大赦。孟子有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这个意义而言，这个“死囚”，是事实上的“澶渊之盟”的献祭牺牲。对他个人而言，乃是一场存在的绝望灾难；对大宋而言，乃是一个生命的两难悲剧；对天下而言，乃是一曲孤独的苍凉离歌。在那一瞬间，这个人，他的命运在另一个人手里遭遇宣判——而宣判者，事实上并无宣判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