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梁河之战”的败因

就军政效益看，太宗灭北汉，似一大战功；就战略程序看，实为一大败笔。此举违背了周世宗以来“先南后北”的总体规划。自从周世宗谋臣王朴提出这个“平边策”以来，“最后取河东”成为后周共识。王夫之《读通鉴论》认真分析后，认为这是五代以来，中原帝国一统天下最值得实施的路线图，他尤其赞同周世宗柴荣，第一取江淮，第二，不待巴蜀、江南平定，即刻取幽燕，最为妥当。河东北汉蕞尔小国，不足为帝国之患，暂时留着，如赵普所论，可以由这个小国独挡西北两面的草原之敌。而取幽燕，必当兵锋盛时大举而入，柴荣就是这么干的。幽燕下，天下几乎可以传檄而定。可惜的是柴荣遽然病逝，没有将这个路线图贯彻始终。而赵家兄弟太祖太宗，都没有深刻领会王朴和柴荣的这个深谋远虑，居然在幽燕未下之时，先下河东。

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论及太宗赵炅此事，就持这个意见。

王夫之的评论更进一层。他认为“高梁河之战”，失败原因在于用人不当。但更大的悲剧在于，太宗也没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选择，只好选用“醇谨自持之曹彬”“朒缩不前之潘美”，而已。但即使这样的将军，太宗也并不完全信任，所谓“其于人也不欲任”。比这个还要悲催的是，曹彬、潘美也知道太祖太宗以来，至为警惕的就是“权反在下”的藩镇，也害怕忽然被麾下“阴谋拥戴”，于是“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曹彬之所以能谦恭谨慎，从不居功自傲，是为了躲避权力过大，遭遇太宗疑忌；潘美之所以在杨业被围，而不设法营救，是为了躲避战功过高，遭遇太宗猜度。这样，将军躲避权力而与士卒没有亲和力，躲避战功即使战败也可以不受责备，胜利了反而处境危险。出卖将士的生命而自我保全，这种思维下，没有不打败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