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致，如能设法翦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页四五九，引张继回忆录】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英美的法治国家，或世纪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台湾，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动声色的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蒋、毛二公后来动不动就用革命手段来对付政敌，历史家又如何下笔呢？这就是笔者一再不揣浅薄所说的‘转型’问题了。从专制转法制，在咱中国至少要两百年长时间啊！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