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看?书¨屋* ^最!辛,璋′结¨庚/鑫,快,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4·0¨0!t+x_t?.*c~o￠m,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笔者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k-a′k.a-x`s.w^.!c+o.m,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底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