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