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肱股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的破坏了。一但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将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

四个坚持，两个凡是，皆为必需

我们在‘袁氏当国’的专篇里，曾提到袁世凯搞帝制时，段祺瑞竟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身分自许，而加以消极抵制。迨袁氏自知大势已去，取销帝制时，他也认为只有段祺瑞才能收拾残局，段祺瑞乃在袁世凯死前数周，奉命出任国务卿，旋复名为国务总理，就是全中华民国的副统帅了。详见袁氏当国前篇，此处就不再细述了。

本来在袁氏晚年倒行逆施之时，段某对袁的忠荩之忱，可说是已洗刷迨尽。但是袁氏一旦死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六日)，段祺瑞立刻又变成‘先大总统袁公’第一号的忠臣孝子了。他对袁氏的饰终之典，不用说是侪于帝王，他对袁氏生前的政法遗规，显然也是个大大的‘凡是派’。这可能，第一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使然，人死病断根，眷恋数十年从属旧谊，亡者为大，过去的宿怨，自然一笔勾销。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政治上的必需。试看民国通史里，袁大总统之‘优待先朝’；蒋委员长之崇奉中山；华国锋之搞‘凡是’，邓小平之要‘坚持’，江泽民之‘继承’一二两代。都是政治上之必需，理至明也。搞极权政治要数典忘祖，就是政治自杀了。明乎此，我们就对段祺瑞继续崇袁的政治行为，不会大惊小怪了。真是，袁犹可崇，何况毛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