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九月，当‘直奉第二次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挥一些虾兵蟹将什么粤军、桂军、滇军、湘军、赣军、川军、豫军……，御驾亲征，北上韶关参战，讨伐曹吴。-d~i?n\g~x¨s,w?.·c_o′m`但是这时他在广州的革命根据地，竟危至一城难保。与近在香港的英帝国主义呼吸相关的大班陈廉伯，和他配备精良的‘广州商团’正阴谋‘倒孙’、‘杀蒋’，并摧毁黄埔军校。因此黄埔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均在一夕数惊下，向孙文连电告急，而此时孙之内战兴趣正浓，为着他那绝无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广州也不要了，黄埔也不要了。远交近攻，联张反吴‘孤注一掷’(孙公致蒋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间，孙中山在韶关的蛮干，在当时独守孤岛的黄埔蒋校长看来，可能是荒唐透顶，但是在北方的奉张父子眼光中，孙文还是够朋友的。当他们十月底打垮吴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时，远在两广的‘孙文’(‘孙文’是当时北方军人对中山的习惯称谓)，还是要交结的。所以奉张当时也欢迎孙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晓?税￠C\M-S￠ ^已+发+布¨罪·新¨章/节?

可是我们这位国父却是一位私心极少的正人君子、爱国者、直肠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虑虽然全属空想，却是从民族整个利益出发的。正如他在后来的‘遗嘱’上所说的，他应约北上是有‘两大主张’的。这两大主张便是：‘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

中山先生要开个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像‘民元国会’或像他自己在广州搞的‘非常国会’(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国会’(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国共两党后来所搞的‘扩大会议’(一九三○)、‘国民参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协’(一九四九)、‘国民大会’(一九四七、八)、‘人民大会’(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没提出具体方案。,微~趣?晓~税+ *冕*沸*岳\毒′纵是提出了，历史也会证明它是一场无用的闹剧。

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则更属空想。那时神州大陆，各省均在关门砍杀，遍地枪声。那些战败了的军阀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吴佩孚一人)，都还要靠‘不平等条约’体制下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满日本站、威海卫、九龙，甭说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战胜者，也要靠这些地方去吃喝玩乐呢……，‘废除不平等条约’，岂是中山号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过在我们的民国时代，朝政失纲；在野者总比在朝者有舆论声望、有道德权威。他可喊口号、讲大话、唱高调以赢得全国喝采而成为‘君子’、‘圣人’，名满天下。何况中山的确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政坛上唯一的‘现代人’(modern man)，和无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当时在中国声望之高，是举世无匹的，虽然他所唱高调之不切实际，也是与他的声望成正比的。因此当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殁，在全国的爱国情绪上，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在实际政治作用上，确未泛出应有的涟漪。奉张父子对他也就不太重视了。

张作霖‘武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