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场子中间忽然涌出十多个执事人抬着大筐箩，一一向观众们收戏钱。¨5′0′2_t¨x^t\.,c\o·m/当时的剧团还没有进化到按座次发售门票的制度：当时的观众也没有聪明到看完白戏拍拍屁股就溜之大吉的文明程度。他们彼此间成立了“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要看戏就得化钱”的默契。观众们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慷慨程度以及特别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表示阔绰的虚荣心慷慨解囊，随缘乐助。有的摸出一文钱，有的摸出十多文钱，有的掏出大把钱，铿然有声地丢进箩筐里，执事人员一律唱诺道谢。

刘锜娘子是老主顾，是剧团收费的主要对象。红演员一捻红托着一张盘子亲自跑到她面前来。刘锜娘子既不吝惜，也不特别炫耀，她按照老主顾的身份，而不是按照她丈夫的身份、地位，从绢包里掏出一两的小银锭，轻轻塞进一捻红的手里。一捻红会意地笑笑，行个屈膝礼走开。

东京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在街坊、庙会、摊铺、剧场中打发日子。他们一年到头，都有许多闲工夫，而到了节日，就更像一锅滚水似地沸腾起来。

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到相蓝摊铺上挑购旧书旧画的，固然有宰相的儿子赵明诚夫妇等风雅之士，但主要还是老百姓。+狐*恋*文!茓- +首~发?那些惊心动魄的杂剧节目，基本上是投居民们之所好，是为了适应他们的胃口、爱恶而设计、编导和演出的。居民们带着欢乐、兴奋以及唯恐它们将在霎那间演毕散场的害怕心理，欣赏这些节目。他们也带着同样的心情赏灯，逛庙会。东京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浮糜的、轻佻的生活方式。社会是一切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在任何情况之下，它都能创造出各种生活方式来让各种人适应。

东京一般居民的悲剧在于他们虽然在道义上谴责、在理智上反对、在感情上深恶痛绝当时的达官贵人，而在事实上却跟踪着达官贵人的脚步，不自觉地，一天天地堕入无以自拔的泥坑中去。一直要到东京的末日，他们才真正了解到那个罪恶的阶层为他们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惜为时已晚，他们不得不成为它的牺牲品、殉葬品，跟它一起落进地狱。

东京居民们的悲剧是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层城市居民无法避免的悲剧，可是在串演那出悲剧时，却出之以喜剧的形式，上场的角色们都自认为正在演出一出喜剧，这才是更大的悲剧！

（三）

高踞在东京社会颠峰上的是那些用老百姓的脂膏喂养肥大以至得了严重肥胖病的皇亲国戚、豪门权贵、大贵族、大官僚们。`s·h`u*w-u-k+a*n￠.`c?o?m!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难得去逛庙会、看杂剧。他们另有寻欢作乐的场所和方式。当朝太师蔡京有一天得意地说：“老夫忝一官之荣，诗酒风流，自有三十三洞天胜境在，岂可溷杂尘俗，现迹人世？”真可谓是一语泄露了天机。

宣和年代特别标榜“与民同乐”，在灯节中，在正对大内的宣德门外搭起的大牌楼上，就挂着“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在那狂欢的几天中，也的确有了那样的气氛，老百姓甚至可以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重重珠帘采幕而泄漏出来的宫嫔们嬉嬉哈哈的嘻笑声和咭咭呱呱的谈话声。但是双方心里明白，把老百姓暂时升格为“钦定”的观众，允许与官儿、甚至与皇家同乐，只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那是朝廷需要钦定的百姓们来证明它统治的成绩的确像字面上表现的那么好，妆扮出一个歌舞升平的花花世界。

可是招牌还是招牌，并不代表实质，即使它填着金字，也填不平官儿们和老百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蔡京说的才是真话。

官儿们愿去并且常去的地方，所谓三十三洞天都是一般老百姓进不去的地方。仙凡有别，社会的阶梯给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同时，他们也拿不出那块到哪儿去都可以通行无阻的腰牌——银锭。在通行证还没有被发明以前，代替它行使职权的就是这块腰牌。譬如说，要欣赏灯节，老百姓只好在宣德门外的御街和州桥大街那一带挤来挤去。那样的挤法，据说是有失体统的。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初九到十八的十个夜晚，人们被踏掉的鞋子每夜就有五、六千只之多，这在老百姓犹可，如果一个官儿被挤掉了靴子，再加上丢了幞头，松了头巾，科头跣足地在大街上打旋，这还像什么官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