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

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

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

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

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

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

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

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

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

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

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