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如斯，也要将杀害传教士的“壮士”正法，就是“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

显然，当其时，“民意”是靠不住的；而曾国藩的处理，虽然违背“民意”，但却是符合“天道”的。这类“顺时”而不“顺民”的道义担当，非有洞察力大智慧不可得。

但这种担当也证明，“顺时”如果与泛起的“民意”对峙，往往极为艰难，甚至在多年之后，还会因此而承担骂名、恶名。

在很多时刻，洞察力和大智慧，与知识结构和经验阅历有关。这方面，即使智者和英雄，洞察力大智慧也不能永远降临。

世界史上最出色的智者和英雄之一，拿破仑·波拿巴，他可以有辉煌的奥斯特里茨、耶拿-奥尔施泰特，但也有人所熟知的滑铁卢。

滑铁卢一役，表象观察，他没有洞察到淫雨天气下的泥泞对炮阵不利（这是洞察力大智慧的不足）。事实上，淫雨天气不过是拿破仑败役很外在的原因。那个时期，大英帝国正在崛起中，尤其是金融帝国的确立，让大不列颠的综合国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机运。这不是拿破仑能够控御的格局。所以，滑铁卢一役是拿破仑失去洞察力，非“时”而动的一场命运沦陷。

太宗赵炅，两次北伐，特别是第二次北伐，雍熙北伐，准备充分，力量达到太祖以来最强，收复失地的旗号，名正言顺，捍卫中原文明的理念，顺应人心；但契丹此际正在国运上升，萧太后主导下的草原帝国正在一点一滴地接纳中原衣冠文化，政治管理流畅运转；而周世宗从“燕云十六州”中夺回瀛州、莫州之后，契丹上下更有了“悲情”，也在励志“恢复旧疆”，所以契丹的战争动员系统极为有效。所以，太宗北伐，也是非“时”而动的一次悲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