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纨,本￠神￠颤- ~冕-费\越`毒/【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0?0`暁_说~王* _最?鑫.蟑,踕¨更*芯?快.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嗖-搜\晓￠税.枉* ,埂¨欣`醉*筷*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